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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獨 ― 《夜祭》的策展註腳

原文 : 楊陽

中譯: 黎建强 ，楊陽

這是《夜祭》的策展註腳。就像一般註腳，它是一個文本的延伸；但是，它並非以文字作為依歸，而是屬於展覽的。因此，它留於一個帶著策展性的註脚，關顧著它的源起 ― 這展覽。這「策展性」跟一般會申明立場和宣佈展覽開幕的「策展聲明」不同 ―《夜祭》並不需要這些 ; 它會自行解說。然而，《夜祭》 仍爲一絲一索的意念與堅執，思想與情緒打開，好讓它要貢獻教育的原意得以維持。真正的教育不在於傳遞指令，而是在於造就有關的事和人最廣闊的發展自我潛力的空間。在這授與受的意義裡，在這來而有往的流動之中，這個註腳為《夜祭》作伴又結伴，就像光影作坊為《夜祭》作伴又結伴一樣。我並非故作謙遜，只是誠實。

一、職責所在

或許首先要抗拒將焦點集中於高志强在拍攝些甚麼的慾望，也就是，在某一個意義上，對這些影像宣稱擁有權的慾望。這是困難的，因爲我們這時代，機械自動化使拍攝照片變成一舉即得而非讓記憶沈澱的行爲。高志强的作品的準確性和力量也是困難的另一原因 ― 面對有力的準確性，我們每每急於把它馴服。

能延遲這慾望的話，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就會漲退起來 ― 高志强的作品怎樣達至它們當前的狀況 ― 技巧性、藝術性、政治性、思想性？(至於個人方面，可必須歸於他本身。)

有天高志强自言自語，說假如蘇珊˙桑塔要寫今天急劇數碼化的攝影 ―《夜祭》也是從這環境鑽出來的― 她會說些甚麼？當桑塔質疑戰爭攝影的暴力程式美學，甚至對紀實攝影的傳統提出全盤批判時，高志强讓紀實與藝術同樣地暴露出來。這是因不能分嚐的內省片刻正捕逮著單獨的攝影真實。這片刻不是厚待，而是詛咒。如果桑塔顧慮攝影在「旁觀[註一] 他人之痛」時被使用為將殘虐自然化的工具言之成理，那麽，當攝影成爲攝影師的同伴，目睹他關注 (旁觀?) 自己的痛楚時，攝影又能否得以再發明？

不要稱這些作品爲「集體回憶」，因爲正如桑塔所說：「嚴格來說，並沒有集體回憶這東西 ― 都屬於集體罪咎感一類的錯誤觀念。但是集體教誨卻是有的。」[註二] 。當攝影要尋真理，而不是只求事實，照片就不止於社會所選擇去想的：它們是藝術家的單獨回憶，他選擇將這些回憶曝光時也是要跟它們一起死去；也是說，當那片刻的引力「把作者抽空」[註三] ，就算是他也無法回來了。

如果有一種攝影歷史能披露社會以視象不斷作出否定，一種「紀實」之名不足以涵蓋的歷史，那麽高志强的作品就可以(以謙虛的態度)靜靜地和不甘心地(因為他寧願有其他選擇)擔當一角。面對頽垣敗瓦的世界，一個藝術家還能够做些甚麽？他要令它看來美好易明嗎？還是啞忍無言地等候事情的發生？

引用文學方面的例子，澤巴爾德說：「從被殲滅的世界裡建構美學或僞美學效果的做法，即是要褫奪文學的生存權。」藝術家能够做的不是提供答案或者期望解决，他/她不是去消解，「乃是去揭示衝突。」[註四] 某個意義上，攝影的藝術同樣分擔了這厄劫：那單獨見證的也在宣示他的生存權。所有證供在宣稱擁有真理時都是很準確的。準確性會在甚麽時候變得沉悶呢？這個問題只有真正的藝術家才會捫心自問。當準確性把他/她的精力抽空時，他/她可以重新開始 ― 謙虛地、誠實地、慢慢地、嚴謹地。

二、逼不得已

當高志强命我策展《夜祭》的時候，我腦海中立刻在「策展」一詞加上引號 ― 一個自身已是內外通透的展覽(人物、主題、時間、地點、原因、方式)，還有甚麼可以策展呢？寫著這些文字，讓我發覺那引號吸納了不同的意義。它們都是我給嚇住的標記 ― 藝術家和他在一揮手間供承了那麽的多(友誼、歷史、教育、藝術)。給嚇住的感覺既可以叫人癱瘓，也可以叫人啟發：我逼不得已，就跟各位分享些雞皮疙瘩吧。